发信人: chunzai(cz),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国史学的徒劳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14年11月04日08:31:51 星期二)
古罗马历史学家卢基阿努斯早已在《论撰史》中指出史学实质是真：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
实。”
“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
始终注意的不是现
在的听众，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历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
后世的读者。”
“历史则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
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
由于政治形态不同，导致文化上的差异，观念不同，决定了中西方史学的差异。西方
历史记载的标准与中国不同，主要是因为动机和目的不同。中国以正史为主流，虽然渊源
流长，但本质上是御用文人尊旨而作的宣传品，所以注定不可靠。研究历史虽是雅事或玉
碗饭，但由于我们有盲目崇拜祖宗，迷信古人的传统，作为史料的古籍，由于经过了千百
年的造假、伪托、更改（比如《尚书》《春秋三传》《史记》《二十四史》），除了天文
地理、风俗习惯、政经制度，人事地点年代等没必要造假的硬性材料还有价值，史实皆不
可信，可惜不能用以支持历史事件研究的观点。国史造假在中国同样也已有其悠久传统，
春秋时就有良史因为不听话记真事被杀，儿子继续写的传说；孔子特意表扬董狐为良史，
反应那时记史已普遍失真。中国有记载的官方对记史控制在东汉，班固就是在御史台（保
存书籍的兰台）专门修史，那时禁止私人修史。到晋朝才允许民间修史作为辅。 “历史如
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卢基阿努斯）史官的地位很低的，不可能
知道内幕，他只能记表面现象，其内幕只能根据传说而撰，精采的往往是故事。中国唯一
传下来有价值的信史算来只有《春秋》了，正因其非出自史官之手，固“可欣赏”性不如
《春秋三传》，也不如《史记》精采，所以被后人讥之为“断烂朝报”也不怪。所以不管
是清朝、民国还是现在，国史学基本上无可取，所谓成果都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中看不中用，徒有其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皆“曾经阔过”的自我安慰的故事而矣
。
罗布代尔曾说：“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
我们必须用理性的尺度去检验以往的一切知识，摈弃一切违反理性的迷信和偏见才能得到
真理。要有信史先要辨别文献的真伪，辑出可靠的史料重新写。比如要研究战国历史，《
庄子》虽然以寓言为主，基本不可信，但其中有一句反映当时客观现实可信的硬材料是可
取的：
“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
其亲。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
（《庄子胠箧》）
当时只要听说有贤人行仁政，大家带着干粮从四面八方奔投，不顾年老体弱的父母，
甚至放弃干部公务员的待遇，到处移民，足迹遍布外国。这也可从《孟子梁惠王》的那段
话中得到验证：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看看史书的情形。（清）严有禧在《漱华随笔序》中评《左传》《史记》时说：
“（《左传》《史记》），且其事其言足昭法戒，史或不载，好古之君
子，必录而不遗，亦所以佐史之穷也。惟是记录之难，其繁芜无当者无
论矣。或传闻异辞，择焉不精；或有意抑扬，词多失实。非所以征信也。“
洪迈的《容斋续笔 魏收作史》载魏收作史颇具典型性：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者，
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
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為「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
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
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為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
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
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
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新五代史》）
皇帝昏庸，记史权被昏官滥用。歐陽公因为厌恶朱温而故意不提其輕賦一事，这是史
官失职，《資治通鑑》也没提：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
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
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
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
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
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
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
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
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容斋续笔 朱梁輕賦》）
陆游《老学庵笔记 神宗实录》记《神宗实录》因神宗形象不够伟光正毁掉重写：
太宗时史官张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圣谕及史官采摭之事，分为
朱墨书以别之，此国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佑、绍圣皆尝修《神宗实录》。
绍圣所修既成，焚元佑旧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师
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书元佑所修，朱书绍圣所修，稍稍传于士大夫
家。绍兴初，赵相鼎提举再撰，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然世罕传。
曾國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
“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
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曾國藩敢言。其實許多人并非无知，但這已形成一套遊戲規則，不得不遵，否則被逐
出文史局，這是大一统文化專制典型表现。而且“假作真來真亦假”，說真話的“野史”
反被認為是道聽途說遭棄。再比如我们说到“井田制”时往往引用《孟子》中那段著名描
述，但由于没有具体年代，其实是废料，不能作为历史证据的，因为人类历史从战国上溯
已有千年万年，时空不同，不可能一层不变，这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事？恐怕连孟子自己也
说不清。此外还有象《礼记》的《月令》，《吕氏春秋》的《孟春记》《仲春记》等情况
都相同，随便看看可以，根本不能作为学术研究证据。清朝孙星衍以诸子为根据考证《尚
书》亦徒然：首先诸子百家都是偏执狂，为了证明其观点不惜生凑硬造其论据，这是当时
时尚，亦无可厚非，然我们一本正经当作史料显然是不当的。再比如《庄子》中对孔子形
象的公然歪曲就是为了诋毁儒家，吾辈岂能信哉？其次，诸子都经过后人改动，可以《老
子》为例。《二十四史》中的《晋史》与《世说新语》差不多，都是故事。陶渊明弹无弦
琴，难道发神经了？近人汤炳正以先秦材料做证研究《九歌》，也徒然，看完后我们依然
模糊。
历史空白是无奈之事，也属正常，哪国没有？钱穆标榜上下五千年“不简断”的历史
，无非是祖宗阔过的阿Q思想，可見其既迂且腐。昏睡在假历史里，怀着虚假的优越感，有
何开心？愚以为还不如让它空白。中国历史应是一部专制史，是“字里行间写满‘吃人’
字样的”（鲁迅语）的历史，不可能这样“精采”，令人眉飞色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
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卢基阿努斯）据说刘少奇在“困难时期”曾
对毛泽东说他们两人会写进历史的，错了，正说明刘不懂历史。如果“四人帮”当道，完
全是另一种说法。试想，如果根据五七一工程、苏联逼债来研究林彪和“自然灾害”岂不
荒唐？但如果在古代社会，无疑会被写进官史成“真”的，不管你信不信，几代以后即可
成“真”。所以鲁迅说朝代短的皇帝大多是昏君；长的即使昏，经过几代掩盖，成了明君
。可以说，中国历史正是这样形成的，比如秦皇汉武。此外，就最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
台湾有一套近现代史，大陆有左右两套，都是根据上面意志而拟。谁掌权，历史也跟着变
卦。所以对史料不加分析地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可笑的书呆子。《史记》显然是历史小
说，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同性质。金圣叹将《水浒》的一百零八将比作《史记》列传是有
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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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打黑，以毒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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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历史学家卢基阿努斯早已在《论撰史》中指出史学实质是真：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
实。”
“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
始终注意的不是现
在的听众，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历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
后世的读者。”
“历史则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
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
由于政治形态不同，导致文化上的差异，观念不同，决定了中西方史学的差异。西方
历史记载的标准与中国不同，主要是因为动机和目的不同。中国以正史为主流，虽然渊源
流长，但本质上是御用文人尊旨而作的宣传品，所以注定不可靠。研究历史虽是雅事或玉
碗饭，但由于我们有盲目崇拜祖宗，迷信古人的传统，作为史料的古籍，由于经过了千百
年的造假、伪托、更改（比如《尚书》《春秋三传》《史记》《二十四史》），除了天文
地理、风俗习惯、政经制度，人事地点年代等没必要造假的硬性材料还有价值，史实皆不
可信，可惜不能用以支持历史事件研究的观点。国史造假在中国同样也已有其悠久传统，
春秋时就有良史因为不听话记真事被杀，儿子继续写的传说；孔子特意表扬董狐为良史，
反应那时记史已普遍失真。中国有记载的官方对记史控制在东汉，班固就是在御史台（保
存书籍的兰台）专门修史，那时禁止私人修史。到晋朝才允许民间修史作为辅。 “历史如
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卢基阿努斯）史官的地位很低的，不可能
知道内幕，他只能记表面现象，其内幕只能根据传说而撰，精采的往往是故事。中国唯一
传下来有价值的信史算来只有《春秋》了，正因其非出自史官之手，固“可欣赏”性不如
《春秋三传》，也不如《史记》精采，所以被后人讥之为“断烂朝报”也不怪。所以不管
是清朝、民国还是现在，国史学基本上无可取，所谓成果都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中看不中用，徒有其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皆“曾经阔过”的自我安慰的故事而矣
。
罗布代尔曾说：“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
我们必须用理性的尺度去检验以往的一切知识，摈弃一切违反理性的迷信和偏见才能得到
真理。要有信史先要辨别文献的真伪，辑出可靠的史料重新写。比如要研究战国历史，《
庄子》虽然以寓言为主，基本不可信，但其中有一句反映当时客观现实可信的硬材料是可
取的：
“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
其亲。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
（《庄子胠箧》）
当时只要听说有贤人行仁政，大家带着干粮从四面八方奔投，不顾年老体弱的父母，
甚至放弃干部公务员的待遇，到处移民，足迹遍布外国。这也可从《孟子梁惠王》的那段
话中得到验证：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看看史书的情形。（清）严有禧在《漱华随笔序》中评《左传》《史记》时说：
“（《左传》《史记》），且其事其言足昭法戒，史或不载，好古之君
子，必录而不遗，亦所以佐史之穷也。惟是记录之难，其繁芜无当者无
论矣。或传闻异辞，择焉不精；或有意抑扬，词多失实。非所以征信也。“
洪迈的《容斋续笔 魏收作史》载魏收作史颇具典型性：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夙有怨者，
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
使入地。」故衆口喧然，稱為「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
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
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為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
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悅子子建，
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
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新五代史》）
皇帝昏庸，记史权被昏官滥用。歐陽公因为厌恶朱温而故意不提其輕賦一事，这是史
官失职，《資治通鑑》也没提：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
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
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
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
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
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
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
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
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容斋续笔 朱梁輕賦》）
陆游《老学庵笔记 神宗实录》记《神宗实录》因神宗形象不够伟光正毁掉重写：
太宗时史官张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圣谕及史官采摭之事，分为
朱墨书以别之，此国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佑、绍圣皆尝修《神宗实录》。
绍圣所修既成，焚元佑旧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师
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书元佑所修，朱书绍圣所修，稍稍传于士大夫
家。绍兴初，赵相鼎提举再撰，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然世罕传。
曾國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
“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
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曾國藩敢言。其實許多人并非无知，但這已形成一套遊戲規則，不得不遵，否則被逐
出文史局，這是大一统文化專制典型表现。而且“假作真來真亦假”，說真話的“野史”
反被認為是道聽途說遭棄。再比如我们说到“井田制”时往往引用《孟子》中那段著名描
述，但由于没有具体年代，其实是废料，不能作为历史证据的，因为人类历史从战国上溯
已有千年万年，时空不同，不可能一层不变，这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事？恐怕连孟子自己也
说不清。此外还有象《礼记》的《月令》，《吕氏春秋》的《孟春记》《仲春记》等情况
都相同，随便看看可以，根本不能作为学术研究证据。清朝孙星衍以诸子为根据考证《尚
书》亦徒然：首先诸子百家都是偏执狂，为了证明其观点不惜生凑硬造其论据，这是当时
时尚，亦无可厚非，然我们一本正经当作史料显然是不当的。再比如《庄子》中对孔子形
象的公然歪曲就是为了诋毁儒家，吾辈岂能信哉？其次，诸子都经过后人改动，可以《老
子》为例。《二十四史》中的《晋史》与《世说新语》差不多，都是故事。陶渊明弹无弦
琴，难道发神经了？近人汤炳正以先秦材料做证研究《九歌》，也徒然，看完后我们依然
模糊。
历史空白是无奈之事，也属正常，哪国没有？钱穆标榜上下五千年“不简断”的历史
，无非是祖宗阔过的阿Q思想，可見其既迂且腐。昏睡在假历史里，怀着虚假的优越感，有
何开心？愚以为还不如让它空白。中国历史应是一部专制史，是“字里行间写满‘吃人’
字样的”（鲁迅语）的历史，不可能这样“精采”，令人眉飞色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
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卢基阿努斯）据说刘少奇在“困难时期”曾
对毛泽东说他们两人会写进历史的，错了，正说明刘不懂历史。如果“四人帮”当道，完
全是另一种说法。试想，如果根据五七一工程、苏联逼债来研究林彪和“自然灾害”岂不
荒唐？但如果在古代社会，无疑会被写进官史成“真”的，不管你信不信，几代以后即可
成“真”。所以鲁迅说朝代短的皇帝大多是昏君；长的即使昏，经过几代掩盖，成了明君
。可以说，中国历史正是这样形成的，比如秦皇汉武。此外，就最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
台湾有一套近现代史，大陆有左右两套，都是根据上面意志而拟。谁掌权，历史也跟着变
卦。所以对史料不加分析地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可笑的书呆子。《史记》显然是历史小
说，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同性质。金圣叹将《水浒》的一百零八将比作《史记》列传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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