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hazz(世界大同),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晋察冀抗战的敌我特务活动zz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15年02月04日15:14:20 星期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6dd3950102vfmz.html
有关抗战时期晋察冀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之间的特务活动，我以前讲过不少，这次换个角度
来讲。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成武，是个很喜欢讲话、也很擅长讲话的人。每逢一分区在驻地开军民
联合大会，杨成武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会上最主要的演讲者。杨成武一讲起话来，滔
滔不绝，连易县当地的老百姓都喜欢听杨成武讲话。
当然，更多的是杨成武在司政机关里对干部们的讲话。我有幸看到了杨成武的一些讲话摘
要。杨成武说，红军时期，经费很紧张，连吃饭都不够，一切都非常俭省。但红军从来在
两个地方舍得花钱：一个是宣传，发动群众；另一个是侦察，搜集情报。所以八路军延续
了红军的这两个传统，对政治部的宣传科，还有对司令部的侦察情报科，都是很舍得花大
钱的。
日本军队何尝就不是这样？八年抗战，杨成武对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并不畏惧。日本鬼子进
行大扫荡之前，都是有迹象、有征兆的。比如囤积物资、准备粮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然后是搜集所去地区的地理、水源、物产情报，确定向导，反复向熟悉那一地区的特务
沟通情报。最后才是集结队伍，与上面派来的大部队会合，宣布出发日期和扫荡地点。往
往敌人还没有出动，一分区八路军已经知道了敌人的出发日期，扫荡路线和扫荡地区，提
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能打，则埋伏待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能打，则远远避开，敌进我
退。
战争环境下，出于“求生”的本能，很多中国人都脚踩两只船，具有两面性，所以“敌中
有我，我中有敌”，敌人中有八路的人，八路中有敌人的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
八路军还是日本鬼子，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力图把自己的“特务”派到敌人身边去；都力
图把自己身边潜伏的“敌特”肃清出来。
我之所以用“特务活动”而不用“情报活动”，是因为战争是没有手段限制的。无论八路
军还是日本军，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情报搜集”的底线范围，频频用“暗杀”、“绑架”
、“策反”来对付对方。
鬼子方面不说了，后面会多次提到。仅说一分区八路军这块，杨成武通过锄奸科，派侦察
员过去绑架回叛变的一分区电台台长刘长生、炸掉屡屡策反一分区干部战士的大王店的特
务班、特别是在保定电影院爆炸的那颗大炸弹，管它是鬼子、汉奸还是老百姓，反正谁赶
上谁倒霉。滥炸无辜，这是不是跟今天的“恐怖分子”差不多了？
一分区统管特务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主要部门有两个，一是司令部侦察情报科，在晋察冀军
区司令部各科的排列中称作“二科”；还有一个是政治部敌工科，这个部门主要是进行情
报、策反、俘虏工作，是与一分区地区行署共管的。一分区敌工科长早期是刘原亮，以后
改由留日回来的谷茹香担任科长。1939年5月，在大龙华战斗中俘虏的朝鲜翻译金范俊，经
教育后成为一分区敌工科干事。
因为敌特在一分区周边活动的猖獗，单身干部和通讯员常有被绑架和暗杀的，1941年初一
团参谋长晨光上任时半途中被敌特还打了黑枪。所以一分区曾有规定：非经许可，禁止干
部单身外出。外出执行任务，必须结伴持枪出行。当时干部们私下议论，这看似为干部们
的安全担心，实际上还有两层含义：一是防备有干部叛逃；二是防止有敌特与某些干部私
下接触，进行策反，或者内部情报外泄。
当年一分区八路军最恨的，是溜进根据地的特务往炊事班的水缸里投毒。所以，凡被抓住
的特务，一律交锄奸科审问后活埋。好像只留下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叫“马栗子”，被
一分区政治部管理排代为照看。很长时间里，一分区干部都知道这个男孩，但不知道他的
名字，只知道他的外号“小汉奸”。以后，这个男孩在一分区驻地周围发现了日伪派来的
特务，他趁特务不备，拉响特务身上携带的手榴弹导火索，引爆了炸弹。因为立功，被一
分区宣传科干事蔺柳杞采访，写成新闻故事，登载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上。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在以前提起过。
日伪派到根据地当特务的，大都是底层劳动人民出身的，尤其因战争失去亲人、土地、房
屋的难民。日伪几顿饱饭，一点钱，对未来的许愿，给房子给地，就把他们收买了过来，
到根据地搜集情报、搞绑架暗杀、投毒等等。蔺柳杞写过的那个十一岁的特务孩子，就是
个不知道自己爹妈的战争孤儿，先是被鬼子收养，1941年大扫荡中又被鬼子派进山来。当
然不是一个人来的，几个人一起来的。一分区锄奸科把那几个人都处置了，留下这个十一
岁的孩子，下不去手，又不能放回去，于是就养了起来。
有人会问：十一岁的孩子能做个啥？能搜集情报，看八路军特别是机关住在哪个村？能往
水缸里投毒，还会使用手榴弹，要他们趁人不备，往八路军领导房间里丢手榴弹。
特务大都是穷人，那些地富子弟呢？他们大都参加了八路军，属于打鬼子的一方。解放后
，因为中共阶级政策的需要，开始在抗战文艺作品中造假，凡属于日伪特务一类，必定是
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而且个个都坏到极点，不可救药。可惜现实中恰恰相反。
据老同志告诉我，在抗战期间，整个一分区司政机关两百多名干部，只有两个部门——司
令部的侦察科和政治部的锄奸科干部，有权不经请示可以更换便衣自由活动。这可羡慕煞
了无权自由出入的那些司政机关的干部们。
一分区的主要反特反间谍部门，就是锄奸科——过去的保卫科。到晋察冀一级，反特部门
就更多了，晋察冀社会部、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局，都是抓特务的。
而且主要是在自己人中间寻找特务。不止是日本特务，还有国民党特务，特别是最莫名其
妙的抓了许多既不属于日本特务又不属于国民党特务的“托派特务”。在那个年月，一被
扣上“特务”的帽子就没有活路，这中间被冤杀的青年不知道有多少。
大约在1942年底——1943年初，根据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的安排，各军分区锄奸科不单是抓
特务了，也插手情报工作，派出自己的干部担任眼线打入敌占区。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万一
、薛世聪等人，就被派到晋察冀军区，系统学习敌后情报工作的技术，然后被派进平津等
大中城市。年初，一个相熟的女同志对我说，当年，她的父亲，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的
主要助手，也是那一次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去的。
一分区锄奸科在保定、满城县城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站，对日伪进行情报搜集、暗杀、策
反等多项活动。可惜行事不慎，倒不如说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一内部干部的贪图享乐、蜕
化变质，变节向鬼子叛变，导致一分区锄奸科设在保定的情报站全体覆没，成员均被敌人
杀害。
如果说，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还具有小农经济的原始粗糙的一面，那么日本鬼子的情报搜集
工作就更具有现代科学化的一面。
日本人从满清后期就开始做中国的情报工作，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特务工作的实际经验。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北平司令部中，1941年就专门表扬了“方面军第二课，在6月下旬对共
军的战斗力、今后的意图以及国共关系等，做了如下的观察。据此，可以看出方面军的调
查研究工作，比过去有了相当的进步。”
同时，由第二课（情报课）列出了：“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情报收集计划”，搜集情报的
内容包括：
一、边区内共军各师及其它匪团的现驻区(尽量详细)以及其隶属系统、特别是根据地。
二、共军，匪、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在。
三、边区政府以下行政公署的所在及其主任、组织。
四、武器弹药制造所以及仓库、被服、粮秣库、印刷所、金融机关、教育设施的所在。
五、地形，交通通信网的状况以及军的组成装备上需要加以考虑的事项。
六、共军、匪，各种机关等今后的动向，特别是移动情况。
七、共军、匪的战斗力的估计及战术中的特殊事项。
八、共方实施的对民众思想、招兵、行政、经济，金融工作(包括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等
的真相，以及民众的反映。
九、武器、弹药、资材、粮秣等及其原料的供应路线及真相。
十、地方资源，特别是煤炭、民众必需物资等的状况。
十一、驻军要地的资料。
日本华北方面军收集情报的范围如此之细、如此之全面，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还令我汗颜
。在日军搜集的有关一分区的情报内容中，我注意到：
第一地区党委员会(在涞源县) 书记不详（注：难为鬼子了，先是杨成武，兼任一分区地委
书记一元化领导，以后一度换为王国权，又换了过来，又换了回去）
管辖县 龙华、徐水、蔚县、易县、满城、涞源。
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易县)
专员 陈一凡（以后换为李耕涛）
管辖县 蔚县、涞源、徐水、满城、定兴、易县、龙华。
第一军分区
司令 杨成武
副司令 高鹏
政治部主任 罗元发
所属部队 第一、三、六、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团、游击第一、二，三支队。
管辖县 易县、涞水、涞源、定兴、徐水、蔚县、阳原、广灵、灵邱、浑源。
上面是我原样从鬼子当年的文件中摘过来的，这是鬼子1941年掌握的一分区情报，但实际
情况已经有了许多变化，比如，二十六团不在了，调到二分区后被郭天民当即解散；又从
三分区调来了二十团。还比如，第一军分区的管辖范围内不包括阳原、浑源这两个山西的
县；广灵、灵丘这两个山西的县也划给雁北地区的三五九旅管辖；涞水县属肖克挺进军的
地盘等等。不管怎么说，小鬼子的情报工作的确出色。
日本人很重视“特务队”的使用，广泛建立了各级别、以及数量不等、隶属不同部门的特
务队：“侦察特务工作队，在难以获得居民及俘虏时使用之，颇有成效。以便能进行近距
离的侦察活动，价值很大。”
比如在保定，日伪军中间同时存在有三支隶属于不同部门的特务队。抗战小说《敌后武工
队》中描写的敌特务组织“夜袭队”，不过是其中之一。写了抗战小说并拍摄成电影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英儒，在抗战后期是冀中驻保定情报站的站长。他书中写的特务队
是又一支。1942年春节前夕被一分区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王栋带领的小分队打掉的保定西关
特务组织，是挂着民间身份的防范最松、也是最弱的一支。
除此之外，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课还为1941年的大扫荡总结出了一份重要指示：《对农村
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说明：“本稿选自某宪兵分队多次侦察的经验报告。
一、组成以检举为目的的特别班，事前进行教育。
二、捕获和利用敌方密探。
对党组织的侦察工作，应捕捉其组织内的分子。但是，最下级的党员和脱党分子利用价值
很小。
捕获方法:(一)利用外围团体成员，逐步引诱或绑架其主任级人员。(二)由俘虏中查出党员
。(三)逮捕来自敌区的联络员。(四)利用敌方合作人员。(五)利用有党员嫌疑的家属。(六
)逮捕后不强迫招认，要加以爱护，消除其恐怖感，使其主动招供。(七)引诱或绑架时，应
在居住村外执行，不使村民查觉。
在使用时:
(一)注意要善于理解被反利用者的立场和心理。例如：在甲村逮捕者，如在甲村使用，有
使其暴露汉奸身份的危险。
(二)在使用范围上勿犯错误。即：必须注意勿使任务过大。
(三)布置反利用工作，与其通过翻译，倒不如直接将意图充分告知被反利用者。用此方法
，效果良好。
三、对村的侦察法（日本的特务工作深入到村了）
村是党组织的工作单位和基层组织，是我们的接触对象。通晓农村，是了解农村组织实际
情况的第一步，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到该村出身的领导机关的人事关系。对一村进行侦察时
，应注意的事项是:(一)中心村的组织强、党员多。在与县委和外村干部有往来的村，一般
要有两名联络员。一名接待日军（八路军设置的“两面保长”，实际上日军早已知道了）
，另一名负责与外村联系，通知他们日军来村的情况。如果将他逮捕，即可了解其领导者
—书记的情况。(三)外围团体的成员，不了解横的组织关系，可利用他进行引诱或绑架其
它嫌疑分子的工作。(四)通过向农民了解对统一累进税为感想，可以获悉当时有关人员的
情况。(五)小组人员中，无土地的人居多数。他们白天在田地装作佃户，监视农村的反党
言论和行动。
四、扩大侦察网（在村里建特务组织，对八路军的威胁最大）
所谓扩大侦察网，是指由一村顺序向它村发展，直到能在一区进行一齐检举的程度而言。
对于这种侦察网的扩大工作，应查明村和村的组织工作交流情况。为了交流工作，书记、
宣传员、组织人员等须出席参加他村的会议和干部会。因此，我侦察目标应针对他们。此
时，应使被反利用人员捕获他村的侦探人员。
五、确定检举时机（注：所谓“检举时机”即“抓捕时机”）
虽依情况而异，但在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侦探率在60%以下进行检举（抓捕）。即使是对党
组织己了解清楚，但对外围团体，特别是对其干部一级尚未侦察清楚时，进行检举（抓捕
）也是危险的，并且将降低效果。”
看完这些内容，你不能不承认，当年，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课工作的细致，远远超
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令我震惊的，是日军上层（很可能是冈村宁次
这厮）十分注意在情报工作之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旅
团，为了调查下列事项，组成一个调查班。
对于共军和居民以及其它地区进行调查
1、共军的实际情况及其施策的情况。
2、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项工作的要领及其组织等。
调查班应以新封锁线为根据地，对共产地区的党、军、居民等进行现地实际情祝的调查，
尤应掌握作战最初的实际情况，收集将来对共施策的资料。
调查研究结果，应于作战（应该是日军发动的1941年“肃正作战”吧）结束后约15日内报
告旅团长。”
应该说明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管辖范围很大，包括晋察冀、被称作太行、冀南地区的
晋冀鲁豫、特别还包括山东全省。与日军“旅团”相对应的，晋冀鲁豫和山东两个抗日根
据地都有“旅”一级机构，虽然人数、作战能力都不及日军旅团的几分之一。而晋察冀八
路军没有“旅”一级部队编制，我想应该是军分区一级的机构吧？由于中日两国的军队存
在着文化上、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我想中国的“旅”一级机构，应该也不包括政治、经济
、思想等方面的政策性研究。那些领域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延安的事情，不在各根据地的职
责范围之内，更谈不上下面的“旅”一级了。
中日两国战争状态的时候，日本是现代工业国，中国是小农经济的农业国，日本在上世纪
之末已经初步解决了全国的扫盲问题，而中国当时还有一多半的人口处于文盲状态。由这
一社会基础决定，中日两国军队的差距在当时是无法弥补的。
毫无疑问，战争，就是杀人。以杀人最有效，杀掉对方军队最多的一方获胜。战争期间的
特务活动，也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也要杀人。既然是杀人，还要不要保留有道
德的底线？当然要！我们知道，起码，放下枪的俘虏就是不能杀的。不仅不能杀，而且还
不能虐待。即使杀人，也不能杀得一时兴起，滥杀无辜之人。
我们知道，在优待日本兵的俘虏上，八路军堪称表率（写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八
路军对赵侗游击队不留活口的场面，对外国俘虏宽松，对自己人残忍，也是专制社会的一
大特征）。日本方面，公平的说，1941年自冈村宁次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日军在110师
团的所在地石家庄盖了战俘营，从此不再枪杀八路军战俘。前后被关押在石家庄战俘营的
包括国民党军在内的战俘，高达上万人。其中的绝大部分活着看到了抗战的胜利。
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这一边，谷茹香的敌工科基本上都是搞“文”的，从不动枪动炸弹，
没听说他们杀过人。解放后，谷茹香和王国权一起，因为有留日的经历，所以被分配到外
交部工作。一分区侦察科，隶属于部队系统，所以大都是战前侦察这一类的眼前任务，也
不会跟绑架、暗杀、炸弹有什么联系。唯独锄奸科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任何底线的限制，
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监督制约的机制。结果，出了问题。
一分区锄奸科出问题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锄奸科设在保定的情报站，因为在资金运用上没
有监督制约，致使操作人产生腐化现象，与城里的女人同居，不再想回到艰苦的根据地，
尤其不想执行根据地下达的命令，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叛变投敌，出卖其他同志。还有一是
，由于锄奸科杀人过于简单容易，产生了随意性。锄奸科一个很有成绩也受过表彰的干事
宁亚川，仅因为女方不愿合作，就任意杀掉了一个女青年。正是“滥杀无辜”的行为，惹
起了杨成武的极大愤怒。最后，虽然没有拿宁亚川以命抵命，但杨成武下令，一分区锄奸
科不再用这个人了。宁亚川以后在地方部队干到营长，最后复员回乡，解放后很晚才去世
。
在这一点我还是赞同杨成武的，道德底线什么时候也是要保留的。哪怕是可以随意杀人的
特务工作。
--
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体制的现实相比，“朕即国家”几乎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表述。路易十四只是将他自己与国家相等同。罗马教皇将自己同时等同于国家和教会──但只是就世俗权力而言。极权主义国家远远超越政教合一的体制，因为它还囊括了国家的整个经济。与太阳王不同的是，斯大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社会。”
----托洛斯基
※ 来源:·饮水思源 bbs.sjtu.edu.cn·[FROM: 202.121.18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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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抗战时期晋察冀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之间的特务活动，我以前讲过不少，这次换个角度
来讲。
政工干部出身的杨成武，是个很喜欢讲话、也很擅长讲话的人。每逢一分区在驻地开军民
联合大会，杨成武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会上最主要的演讲者。杨成武一讲起话来，滔
滔不绝，连易县当地的老百姓都喜欢听杨成武讲话。
当然，更多的是杨成武在司政机关里对干部们的讲话。我有幸看到了杨成武的一些讲话摘
要。杨成武说，红军时期，经费很紧张，连吃饭都不够，一切都非常俭省。但红军从来在
两个地方舍得花钱：一个是宣传，发动群众；另一个是侦察，搜集情报。所以八路军延续
了红军的这两个传统，对政治部的宣传科，还有对司令部的侦察情报科，都是很舍得花大
钱的。
日本军队何尝就不是这样？八年抗战，杨成武对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并不畏惧。日本鬼子进
行大扫荡之前，都是有迹象、有征兆的。比如囤积物资、准备粮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然后是搜集所去地区的地理、水源、物产情报，确定向导，反复向熟悉那一地区的特务
沟通情报。最后才是集结队伍，与上面派来的大部队会合，宣布出发日期和扫荡地点。往
往敌人还没有出动，一分区八路军已经知道了敌人的出发日期，扫荡路线和扫荡地区，提
前做好了准备工作。能打，则埋伏待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能打，则远远避开，敌进我
退。
战争环境下，出于“求生”的本能，很多中国人都脚踩两只船，具有两面性，所以“敌中
有我，我中有敌”，敌人中有八路的人，八路中有敌人的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
八路军还是日本鬼子，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力图把自己的“特务”派到敌人身边去；都力
图把自己身边潜伏的“敌特”肃清出来。
我之所以用“特务活动”而不用“情报活动”，是因为战争是没有手段限制的。无论八路
军还是日本军，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情报搜集”的底线范围，频频用“暗杀”、“绑架”
、“策反”来对付对方。
鬼子方面不说了，后面会多次提到。仅说一分区八路军这块，杨成武通过锄奸科，派侦察
员过去绑架回叛变的一分区电台台长刘长生、炸掉屡屡策反一分区干部战士的大王店的特
务班、特别是在保定电影院爆炸的那颗大炸弹，管它是鬼子、汉奸还是老百姓，反正谁赶
上谁倒霉。滥炸无辜，这是不是跟今天的“恐怖分子”差不多了？
一分区统管特务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主要部门有两个，一是司令部侦察情报科，在晋察冀军
区司令部各科的排列中称作“二科”；还有一个是政治部敌工科，这个部门主要是进行情
报、策反、俘虏工作，是与一分区地区行署共管的。一分区敌工科长早期是刘原亮，以后
改由留日回来的谷茹香担任科长。1939年5月，在大龙华战斗中俘虏的朝鲜翻译金范俊，经
教育后成为一分区敌工科干事。
因为敌特在一分区周边活动的猖獗，单身干部和通讯员常有被绑架和暗杀的，1941年初一
团参谋长晨光上任时半途中被敌特还打了黑枪。所以一分区曾有规定：非经许可，禁止干
部单身外出。外出执行任务，必须结伴持枪出行。当时干部们私下议论，这看似为干部们
的安全担心，实际上还有两层含义：一是防备有干部叛逃；二是防止有敌特与某些干部私
下接触，进行策反，或者内部情报外泄。
当年一分区八路军最恨的，是溜进根据地的特务往炊事班的水缸里投毒。所以，凡被抓住
的特务，一律交锄奸科审问后活埋。好像只留下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叫“马栗子”，被
一分区政治部管理排代为照看。很长时间里，一分区干部都知道这个男孩，但不知道他的
名字，只知道他的外号“小汉奸”。以后，这个男孩在一分区驻地周围发现了日伪派来的
特务，他趁特务不备，拉响特务身上携带的手榴弹导火索，引爆了炸弹。因为立功，被一
分区宣传科干事蔺柳杞采访，写成新闻故事，登载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上。
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在以前提起过。
日伪派到根据地当特务的，大都是底层劳动人民出身的，尤其因战争失去亲人、土地、房
屋的难民。日伪几顿饱饭，一点钱，对未来的许愿，给房子给地，就把他们收买了过来，
到根据地搜集情报、搞绑架暗杀、投毒等等。蔺柳杞写过的那个十一岁的特务孩子，就是
个不知道自己爹妈的战争孤儿，先是被鬼子收养，1941年大扫荡中又被鬼子派进山来。当
然不是一个人来的，几个人一起来的。一分区锄奸科把那几个人都处置了，留下这个十一
岁的孩子，下不去手，又不能放回去，于是就养了起来。
有人会问：十一岁的孩子能做个啥？能搜集情报，看八路军特别是机关住在哪个村？能往
水缸里投毒，还会使用手榴弹，要他们趁人不备，往八路军领导房间里丢手榴弹。
特务大都是穷人，那些地富子弟呢？他们大都参加了八路军，属于打鬼子的一方。解放后
，因为中共阶级政策的需要，开始在抗战文艺作品中造假，凡属于日伪特务一类，必定是
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而且个个都坏到极点，不可救药。可惜现实中恰恰相反。
据老同志告诉我，在抗战期间，整个一分区司政机关两百多名干部，只有两个部门——司
令部的侦察科和政治部的锄奸科干部，有权不经请示可以更换便衣自由活动。这可羡慕煞
了无权自由出入的那些司政机关的干部们。
一分区的主要反特反间谍部门，就是锄奸科——过去的保卫科。到晋察冀一级，反特部门
就更多了，晋察冀社会部、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局，都是抓特务的。
而且主要是在自己人中间寻找特务。不止是日本特务，还有国民党特务，特别是最莫名其
妙的抓了许多既不属于日本特务又不属于国民党特务的“托派特务”。在那个年月，一被
扣上“特务”的帽子就没有活路，这中间被冤杀的青年不知道有多少。
大约在1942年底——1943年初，根据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的安排，各军分区锄奸科不单是抓
特务了，也插手情报工作，派出自己的干部担任眼线打入敌占区。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万一
、薛世聪等人，就被派到晋察冀军区，系统学习敌后情报工作的技术，然后被派进平津等
大中城市。年初，一个相熟的女同志对我说，当年，她的父亲，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的
主要助手，也是那一次被派到天津做地下工作去的。
一分区锄奸科在保定、满城县城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站，对日伪进行情报搜集、暗杀、策
反等多项活动。可惜行事不慎，倒不如说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一内部干部的贪图享乐、蜕
化变质，变节向鬼子叛变，导致一分区锄奸科设在保定的情报站全体覆没，成员均被敌人
杀害。
如果说，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还具有小农经济的原始粗糙的一面，那么日本鬼子的情报搜集
工作就更具有现代科学化的一面。
日本人从满清后期就开始做中国的情报工作，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特务工作的实际经验。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北平司令部中，1941年就专门表扬了“方面军第二课，在6月下旬对共
军的战斗力、今后的意图以及国共关系等，做了如下的观察。据此，可以看出方面军的调
查研究工作，比过去有了相当的进步。”
同时，由第二课（情报课）列出了：“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情报收集计划”，搜集情报的
内容包括：
一、边区内共军各师及其它匪团的现驻区(尽量详细)以及其隶属系统、特别是根据地。
二、共军，匪、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在。
三、边区政府以下行政公署的所在及其主任、组织。
四、武器弹药制造所以及仓库、被服、粮秣库、印刷所、金融机关、教育设施的所在。
五、地形，交通通信网的状况以及军的组成装备上需要加以考虑的事项。
六、共军、匪，各种机关等今后的动向，特别是移动情况。
七、共军、匪的战斗力的估计及战术中的特殊事项。
八、共方实施的对民众思想、招兵、行政、经济，金融工作(包括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等
的真相，以及民众的反映。
九、武器、弹药、资材、粮秣等及其原料的供应路线及真相。
十、地方资源，特别是煤炭、民众必需物资等的状况。
十一、驻军要地的资料。
日本华北方面军收集情报的范围如此之细、如此之全面，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还令我汗颜
。在日军搜集的有关一分区的情报内容中，我注意到：
第一地区党委员会(在涞源县) 书记不详（注：难为鬼子了，先是杨成武，兼任一分区地委
书记一元化领导，以后一度换为王国权，又换了过来，又换了回去）
管辖县 龙华、徐水、蔚县、易县、满城、涞源。
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易县)
专员 陈一凡（以后换为李耕涛）
管辖县 蔚县、涞源、徐水、满城、定兴、易县、龙华。
第一军分区
司令 杨成武
副司令 高鹏
政治部主任 罗元发
所属部队 第一、三、六、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团、游击第一、二，三支队。
管辖县 易县、涞水、涞源、定兴、徐水、蔚县、阳原、广灵、灵邱、浑源。
上面是我原样从鬼子当年的文件中摘过来的，这是鬼子1941年掌握的一分区情报，但实际
情况已经有了许多变化，比如，二十六团不在了，调到二分区后被郭天民当即解散；又从
三分区调来了二十团。还比如，第一军分区的管辖范围内不包括阳原、浑源这两个山西的
县；广灵、灵丘这两个山西的县也划给雁北地区的三五九旅管辖；涞水县属肖克挺进军的
地盘等等。不管怎么说，小鬼子的情报工作的确出色。
日本人很重视“特务队”的使用，广泛建立了各级别、以及数量不等、隶属不同部门的特
务队：“侦察特务工作队，在难以获得居民及俘虏时使用之，颇有成效。以便能进行近距
离的侦察活动，价值很大。”
比如在保定，日伪军中间同时存在有三支隶属于不同部门的特务队。抗战小说《敌后武工
队》中描写的敌特务组织“夜袭队”，不过是其中之一。写了抗战小说并拍摄成电影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李英儒，在抗战后期是冀中驻保定情报站的站长。他书中写的特务队
是又一支。1942年春节前夕被一分区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王栋带领的小分队打掉的保定西关
特务组织，是挂着民间身份的防范最松、也是最弱的一支。
除此之外，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课还为1941年的大扫荡总结出了一份重要指示：《对农村
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说明：“本稿选自某宪兵分队多次侦察的经验报告。
一、组成以检举为目的的特别班，事前进行教育。
二、捕获和利用敌方密探。
对党组织的侦察工作，应捕捉其组织内的分子。但是，最下级的党员和脱党分子利用价值
很小。
捕获方法:(一)利用外围团体成员，逐步引诱或绑架其主任级人员。(二)由俘虏中查出党员
。(三)逮捕来自敌区的联络员。(四)利用敌方合作人员。(五)利用有党员嫌疑的家属。(六
)逮捕后不强迫招认，要加以爱护，消除其恐怖感，使其主动招供。(七)引诱或绑架时，应
在居住村外执行，不使村民查觉。
在使用时:
(一)注意要善于理解被反利用者的立场和心理。例如：在甲村逮捕者，如在甲村使用，有
使其暴露汉奸身份的危险。
(二)在使用范围上勿犯错误。即：必须注意勿使任务过大。
(三)布置反利用工作，与其通过翻译，倒不如直接将意图充分告知被反利用者。用此方法
，效果良好。
三、对村的侦察法（日本的特务工作深入到村了）
村是党组织的工作单位和基层组织，是我们的接触对象。通晓农村，是了解农村组织实际
情况的第一步，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到该村出身的领导机关的人事关系。对一村进行侦察时
，应注意的事项是:(一)中心村的组织强、党员多。在与县委和外村干部有往来的村，一般
要有两名联络员。一名接待日军（八路军设置的“两面保长”，实际上日军早已知道了）
，另一名负责与外村联系，通知他们日军来村的情况。如果将他逮捕，即可了解其领导者
—书记的情况。(三)外围团体的成员，不了解横的组织关系，可利用他进行引诱或绑架其
它嫌疑分子的工作。(四)通过向农民了解对统一累进税为感想，可以获悉当时有关人员的
情况。(五)小组人员中，无土地的人居多数。他们白天在田地装作佃户，监视农村的反党
言论和行动。
四、扩大侦察网（在村里建特务组织，对八路军的威胁最大）
所谓扩大侦察网，是指由一村顺序向它村发展，直到能在一区进行一齐检举的程度而言。
对于这种侦察网的扩大工作，应查明村和村的组织工作交流情况。为了交流工作，书记、
宣传员、组织人员等须出席参加他村的会议和干部会。因此，我侦察目标应针对他们。此
时，应使被反利用人员捕获他村的侦探人员。
五、确定检举时机（注：所谓“检举时机”即“抓捕时机”）
虽依情况而异，但在一般情况下，应避免侦探率在60%以下进行检举（抓捕）。即使是对党
组织己了解清楚，但对外围团体，特别是对其干部一级尚未侦察清楚时，进行检举（抓捕
）也是危险的，并且将降低效果。”
看完这些内容，你不能不承认，当年，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课工作的细致，远远超
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令我震惊的，是日军上层（很可能是冈村宁次
这厮）十分注意在情报工作之外，还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旅
团，为了调查下列事项，组成一个调查班。
对于共军和居民以及其它地区进行调查
1、共军的实际情况及其施策的情况。
2、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项工作的要领及其组织等。
调查班应以新封锁线为根据地，对共产地区的党、军、居民等进行现地实际情祝的调查，
尤应掌握作战最初的实际情况，收集将来对共施策的资料。
调查研究结果，应于作战（应该是日军发动的1941年“肃正作战”吧）结束后约15日内报
告旅团长。”
应该说明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管辖范围很大，包括晋察冀、被称作太行、冀南地区的
晋冀鲁豫、特别还包括山东全省。与日军“旅团”相对应的，晋冀鲁豫和山东两个抗日根
据地都有“旅”一级机构，虽然人数、作战能力都不及日军旅团的几分之一。而晋察冀八
路军没有“旅”一级部队编制，我想应该是军分区一级的机构吧？由于中日两国的军队存
在着文化上、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我想中国的“旅”一级机构，应该也不包括政治、经济
、思想等方面的政策性研究。那些领域的调查研究应该是延安的事情，不在各根据地的职
责范围之内，更谈不上下面的“旅”一级了。
中日两国战争状态的时候，日本是现代工业国，中国是小农经济的农业国，日本在上世纪
之末已经初步解决了全国的扫盲问题，而中国当时还有一多半的人口处于文盲状态。由这
一社会基础决定，中日两国军队的差距在当时是无法弥补的。
毫无疑问，战争，就是杀人。以杀人最有效，杀掉对方军队最多的一方获胜。战争期间的
特务活动，也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也要杀人。既然是杀人，还要不要保留有道
德的底线？当然要！我们知道，起码，放下枪的俘虏就是不能杀的。不仅不能杀，而且还
不能虐待。即使杀人，也不能杀得一时兴起，滥杀无辜之人。
我们知道，在优待日本兵的俘虏上，八路军堪称表率（写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八
路军对赵侗游击队不留活口的场面，对外国俘虏宽松，对自己人残忍，也是专制社会的一
大特征）。日本方面，公平的说，1941年自冈村宁次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日军在110师
团的所在地石家庄盖了战俘营，从此不再枪杀八路军战俘。前后被关押在石家庄战俘营的
包括国民党军在内的战俘，高达上万人。其中的绝大部分活着看到了抗战的胜利。
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这一边，谷茹香的敌工科基本上都是搞“文”的，从不动枪动炸弹，
没听说他们杀过人。解放后，谷茹香和王国权一起，因为有留日的经历，所以被分配到外
交部工作。一分区侦察科，隶属于部队系统，所以大都是战前侦察这一类的眼前任务，也
不会跟绑架、暗杀、炸弹有什么联系。唯独锄奸科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任何底线的限制，
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监督制约的机制。结果，出了问题。
一分区锄奸科出问题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锄奸科设在保定的情报站，因为在资金运用上没
有监督制约，致使操作人产生腐化现象，与城里的女人同居，不再想回到艰苦的根据地，
尤其不想执行根据地下达的命令，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叛变投敌，出卖其他同志。还有一是
，由于锄奸科杀人过于简单容易，产生了随意性。锄奸科一个很有成绩也受过表彰的干事
宁亚川，仅因为女方不愿合作，就任意杀掉了一个女青年。正是“滥杀无辜”的行为，惹
起了杨成武的极大愤怒。最后，虽然没有拿宁亚川以命抵命，但杨成武下令，一分区锄奸
科不再用这个人了。宁亚川以后在地方部队干到营长，最后复员回乡，解放后很晚才去世
。
在这一点我还是赞同杨成武的，道德底线什么时候也是要保留的。哪怕是可以随意杀人的
特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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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体制的现实相比，“朕即国家”几乎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表述。路易十四只是将他自己与国家相等同。罗马教皇将自己同时等同于国家和教会──但只是就世俗权力而言。极权主义国家远远超越政教合一的体制，因为它还囊括了国家的整个经济。与太阳王不同的是，斯大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社会。”
----托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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